知青岁月乌梁素海遇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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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梁素海遇险记

作者：刘建初

一九七二年，十八团从各连抽调人员组建了发电厂施工连。我们五连七班从驻地包头万水泉调到远在一百公里以外的乌梁素海参加了施工连，主要任务是修建一条从乌梁素海提水站到发电厂的输水管道。乌梁素海是黄河改道形成的湖泊，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同时也是我国八大淡水湖之一。

那年五月二十二日午饭后，我和张化一、赵德才、马国英、范庆余、郭九星（鲍忠义原本打算同行，因突感不适留在了岸上）六个愣头小子，按照头天‘踩点’的计划来到营房西北方乌梁素海岸边，没用几分钟就把当地渔民藏在芦苇丛中的一条小渔船给拖了出来。上了船，哥儿几个盘算着自己的美梦——划船、游泳、钓鱼，运气好的话，还能抓个野鸭子什么的……我们像小学生春游上了大轿车,那叫一个美！

一、突遇大风

我们只在电影中见过撑篙行船，真的拿起撑篙时，谁也不会用。大家轮流着你撑几篙、他杵几下，在一通儿紧忙活中，不知是谁撑篙时用力过猛，硬是把那根四五米长的撑篙扎到泥里拔不出来了。正当我们抓瞎时，忽地一下，狂风呼啸而起。在内蒙呆过的人都知道，大风要是刮起来就是几秒钟的事。这可咋办？

就听‘扑通’一声，老范一头扎入水中潜了下去，十几秒过去了，我们只看见撑篙附近的水面上轻轻地泛着浪花并冒着泡，谁也不知道老范能不能把撑篙给弄出來？过了一会儿，老范露出头来说：“下去后一直没碰到底儿，水深得有点怕人。”老范游过来，想用手够船帮，一个巨浪把我们的船推高了，老范没够着船帮，却被荡起又下落的船身着着实实地砸到了水里，看着他消失在水面上，我们的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儿。亏得当年的老范水性好、体格壮，被砸到水里的他，趁着船体的倾斜顺势从另外一边冒了出来，在大家协力拉拽下他爬上了船。

我们刚松了口气，沙尘暴就上来了。狂风裹挟着黄沙，如同一堵又高又厚的巨墙向我们压来，三米开外海天一色，没有方向，看不到岸边。凭经验我们感觉到当时的风力至少八九级（后来得知，当天天气预报最大风力是十级）。瞬时间，我们的小船在狂风巨浪中己经变成巨幅上下摆动的摇船了。

风仍在趋强，浪还在走高，船的摆幅越来越大，接下来……意味着什么？这个“意味着”揪紧着我们每个人的神经。每个人的手紧紧地抓住船帮，生怕摇摆的船会把我们甩进海里，我只觉得脑壳从里向外发涨。紧接着，又一个大浪把船悠得更高，我们六个人就像失重了一样，随着船飘到空中瞬间又跌到谷底，船好像要翻了？头发都竖起来了。记得当时我的心跳在无阻拦地加速，耳朵都能清楚地听到心脏发出“砰砰”的声响，如果没有肋条骨挡着，估计心脏要跳到胸口外边来。此刻，除了嗖嗖的狂风和浪打船帮的啪啪声外，船上是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一个人讲话，大家只是紧紧地抓着船帮，彼此间没有交流，每个人的眼睛都静止地像画儿一样，船上的六条生命，面对着狂风巨浪显得万般无奈和束手无策，只能等待上天的“安排”了。

这个“断片儿”持续了约一两分钟，一个声音打破了呆滞的场景“斯咋斯呀？奈奈呀！我间不倒你啦！奈奈！奈奈呀！（内蒙当地口音：死咋死呀？奶奶呀！我见不到你啦！奶奶！奶奶呀！）。哭泣声来自郭九星，大家平时称他郭老九，他蜷曲着身子蹲坐在船头，浪来了不躲，手不扶船舷，双手擦拭着眼泪，边哭诉边目视着远方，像是虔诚地在跟奶奶告别，他是奶奶带大的，和奶奶最亲。老九为人厚道，讲义气，并非胆小之辈。就在海上变化的这短短时间里，他和大家一样从紧张、恐惧、放弃并想到最后的“归宿”。

临行前，他思念他最亲的亲人。他颤微微地呼唤声有些沙哑，却重重地刻画出我们当时的真实情景。他发泄出来了，并不说明他是胆小；我们没有出声，也不证明我们比他勇敢。实际上，每一个人都绝望了，到时一闭眼“走吧”。

不知是责任促使，求生的欲望，还是哪儿来的勇气，我对老九说：“别哭了！哭乱了军心，我们就真完蛋了！”这时的我们，非常明白即将发生什么。不能放弃，我们得挣扎，有一线希望我们也不能轻易认命。大家都轻声地劝着郭老九：“老九不哭”“老九不哭”。这虽然是七嘴八舌的劝阻，但就是这几声的安慰劝阻，己然为我们在死亡面前带來了一丝的团结和勇气。

二、漂在海上

老九是不哭了，可我们的船已被强风推出了很远的一段距离。船离岸更远了，水开始变成深绿色，我们知道来到了深水区。这时浪更急，船的摇摆幅度也更大了。船随着浪一次次地起落，我们的心被一次次地揪扯，过了一个浪，又来一个浪，忽高忽低地让人摸不到规律。这种折磨不停地煎熬着我们，让我们每时每刻都担着心，不定哪个巨浪就会把我们吞噬掉。此刻的我们，就像被阎王爷锁在地狱门口的死囚。

为了保持船体的平衡，每当大浪把船体托起来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向着船帮高高翘起的方向移动；当浪退船落时，我们又整齐地移向相反的方向。大约有个把小时，我们六个人做着这样重复的平行移动，用这样的办法，我们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翻船的危险，这应该算是学会了‘乘风破浪’了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统一行动，没人协调，也不用指挥，像是经过了严格的训练一样，这是哪儿來的动力？可能人在死亡面前挣命都会是这样吧。

忽然，不知是谁又发现了新的险情：“后仓漏水了”！船的后仓底部一个修补漏洞的塞子不知何时被水冲跑了，只见水从船底一个直径约五至六厘米的洞中向上喷出，一会儿工夫，前、后、中三个船仓都有半仓水了。这真是“才出阎王殿，又遇九曲桥”。难道刚刚适应了船起船落的我们，又要随小船的漏水而沉覆吗？！

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们“踩点”工作细致，二子（马国英在家行二，我们平时叫他二子）在上船时就带了个破脸盆以防不测。就是这个破脸盆，又一次拯救了我们。我们用脸盆不停地向船外舀水，大概每分钟三四十盆的样子，即是这样的舀水速度，船底涌入的水和被我们舀出去的水也就基本持平。舀水这活儿强度大，每个人只能坚持五分钟，于是大家就轮流上阵，分秒不停地工作。没有谁监督，也没有哪个人想偷懒，在生与死的面前，用不着任何说教。为了不让船沉下去，我们体现出了高度的劳动自觉性和一不怕苦，为了不死的精神。

说來也巧，就是这半船的水，大大增加了船的重量，以至于风的力量己经不像先前那样，能轻易地把我们的船推起来摔下去，船在风浪中变得稳当多了。这倒是歪打正着，让我们的船暂时又转危为安了。

就这样，我们一边不停地舀水，一边在摇摆的船上有规律的移动。这条船继续漫无边际的在乌梁素海上随风飘荡。

就在我们奔命的同时，我们的船被风刮跑的消息被没上船的鲍忠义报告给了连部、并逐级上报到团部和师部。为此，二师领导立刻召集了紧急会议。由电厂领导、驻乌梁素海十九团团领导和施工连领导参加的这个会议，专门研究和制定了对我们六个失踪人员的搜救方案。

十九团是沿乌梁素海而建的农副渔业团，对当地的气候、环境及海上的地理情况最有发言权。经过分析研究，预判了我们六人可能遇到的四种情况及结果：

1.当天午后突然刮起的十级风和巨浪，已经把船打翻。六人落水后，在浪急水深中全部溺水死亡。

2.船扛过了狂风巨浪，暂时没翻，无人落水。但船被风吹进了西北方向的大沽滩，此处水面宽广且无遮拦，是水深﹑风大﹑浪急之处。如若到此处，船必翻，人必亡。

3.如果船能幸运地漂进了西岸的芦苇荡，翻船的危险是没了，可在巨大的芦苇荡中，他们能否辨别出方向，顺利趟出来，是个大难题。如果趟不出来，身着单衣的六个人，夜间困在芦苇荡里，有可能被冻死。因为当天的天气预报说夜间有寒流，气温会降至接近零度。

4.最后一种可能是，船漂进了芦苇荡，而且他们找对了方向，趟出了芦苇荡，死里逃生。

师首长见到分析的结果是凶多吉少，搞不好半个班就报销了，那将成为兵团级的重大事故。就在十几天前，锡盟草原的大火，牺牲了六十九位兵团战士。因此，内蒙兵团领导对此类非战斗减员事故非常重视。为此，师领导要求十九团派汽艇出海搜救。（当时十九团有一艘从北京北海公园搞来的汽艇）但是十九团领导说，今天的狂风巨浪，汽艇出海也得翻掉，为此，十九团领导推翻了这个方案。

后来又设想把两条渔船绑在一起，请善于撑船的老渔民驾船出海搜救，可当地老渔民是贵贱不肯去，并列举了过去几年，大风出海船翻人亡的事例。实际上，在十级风浪中强行出海施救，非但难救我们，发生次生灾害的可能性极大。

最后的可行方案是：派出师里的两辆法国进口的白兰克越野大卡车，沿三百来里长的海岸搜索；同时，让十九团，十二团的所有驻海边连队，就近沿海边搜救。

由师部指挥的搜救工作，从下午一点多就这样开始了。

出海的前几天，我们曾看过乌梁素海的地图，海的东西向宽三十多里，南北向长一百多里，西面有大面积的芦苇荡。

当时，我们处于海天一色之中，虽然很难辨别方向，可我们隐约感到，风是从东南方朝西北方吹，也就是说，船有可能被吹到西岸，如果被吹进西岸的芦苇荡我们就有救了。

还别说，知识青年的“知识”这会儿可用上了。天津知青张化一是我们这伙人中年纪较大的，他书也比我们多念了两年。他出了个主意：“我们在船上搭个人造帆，用风的力量让船走得快点。”“船早一点儿漂到西岸，我们就早一点儿得救。”

“这个主意好！”“你咋不早说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像是找到了马列主义精髓似的。

张化一带头脱下了那一洗就掉色绿里透白的兵团服，大家也学着他，把衣服都扒了下来。我们按高个站中间，矮个站两边排开，把全部的衣服都铺挂在人肉帆架上。

“人造帆上不能有空洞，空洞会减小风的推力。”

“咱把裤头都脱下来吧，用裤头挡在空洞上。”

“有嘛不好意思的，船上又没怒威的。”张化一边指挥边用天津话嘟囔着。

人帆搭起来了，只见船舷两旁泛起了水波纹，船起速了。我们高兴的不得了！记得当时的“人帆们”手拉手，肩并肩，昂头挺胸，每人是一脸英雄气概。

不知是谁先小声唱起了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然后慢慢地成了齐唱，我们像电影《英雄小八路》里的小八路用身体连接着电话线，更像《狼牙山五壮士》里的壮士，英勇就义前的悲壮场面。

三、芦苇荡中

船继续在天昏地暗的海上飘着，马国英好像看到了什么：“哎？这水面怎么有点发黄呐”？他又拿起船上仅剩的一根撑篙向水里杵了一下：“快看，水浅了”！他边用手把撑篙插向水里，还边比划着露出水面大部分的篙，意思是让我们明白水已经很浅了。“水真的浅了”！“没不了人了！”大家都兴奋地喊着。

与此同时，我们隐约看到，西面有个长长的、与海平面平行的黑影（沙尘暴使得当时的能见度也只有几米）。是芦苇荡吗？大家都瞪大眼睛努力望去，随着船继续向黑影方向漂动，我们眼前出现了如同摄影师给出的、由远至近的特写镜头——朦胧、模糊、直到清晰地看见了苇叶苇杆。在经历了近两个小时的漂泊后，我们终于看到了芦苇荡。

“可不可以扔掉船，咱趟水上岸？”不知谁提了个建议，没人附和，“这么做有点悬吧”？老范回了一句。刚刚经过的生死一幕的我们此时仍惊魂未定，谁还敢冒险弃船？这船虽是单篙的漏船，可谁知道前面会碰到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呢？万一再遇险情，这条破船就是我们的唯一依靠了。

我们就推着这条破船慢慢地游走在芦苇荡里河沟与苇子的边缘地带，不敢往水深的地方走，怕出危险；更不敢往水面大的地方去，生怕再来阵狂风把我们刮回到海里去。

我们想找到岸的方向，可芦苇荡四面看去都一个样，再加上刮得天昏地暗的沙尘，我们根本找不到北。“要不刁德一在戏里说：芦苇荡无边无沿，咱们要是进去这么瞎碰，那简直是大海里捞针。”也不是谁念叨起了样板戏的台词。

过了好一阵子风小了，我们来到了一处平静的小水面。紧张了半天的我们，心情也放松了些。我们开始观察着周围的景致。我们都是平生第一次看到如此浩瀚美丽的芦苇荡，有点儿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看什么都新鲜。

一会儿，听见水鸟的鸣叫声，老九执意要驱船过去看个究竟；一会儿，湖面上蹦出条大鱼，德才又提议我们应该先去抓些鱼，以备不时之需；船到之处，时不时的把野鸭子惊飞了起来，我们又想顺势找到野鸭窝去搞野鸭蛋。这会儿的我们，似乎已经忘掉了刚刚经历的惊恐一幕，几个还了阳的傻小子好像真是春游来了。

虽然找不到岸对于我们来说，仍是一个潜在的生死问题，可对我们几个刚刚死里逃生，暂时还沉浸在兴奋中的人来说，还真没意识到，也许是我们的“春游”正在兴头儿上吧。大家还商讨着万一今天趟不出去，晚上咱就在船上用苇子搭个窝棚，凑合一夜，再弄点野味儿吃，挺美！（搁今天，这生态大自然的惊险之旅得多大成本啊！）

我打小爱钓鱼，这次出海前特意带了渔具，还专门到炊事班弄了个窝头准备当鱼饵。此时，我拿出了渔具和窝头，站在船头四处寻摸着地形，想找个下钩的地方过过钓鱼的瘾。也不知是谁看见了我手里的窝头，大声责怪说：“建初，你私藏贡果！有窝头也不说拿出来大伙一块儿吃。”还没容我解释，这窝头就被哥儿几个给撕巴了。我精心策划和准备的“春游”的重要活动之一，被这几只饿狼给粉碎了。说实话，那几个小时的搏命，等于是超强的体力劳动，搞得我们早就饿了。

德才是66届的北京‘老炮’，烟瘾大，吃‘饱’了窝头的他问着：“谁有烟？”“谁带着烟呢？”大家纷纷翻衣兜，都没找到。最后老九从衣兜里找到一盒皱皱巴巴，瘪瘪的‘太阳’烟，他在烟盒里摸了摸，居然摸出一个‘巨大’的烟屁来：“就这么多了，怎么分？”

“怎么分？共产主义呗！”

“共产主义！”除了不抽烟的二子不吱声外，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谁能想到在这艰难困苦的时刻，居然能有口烟儿抽，美啊！点着了烟，张化一功劳大，先抽头口，接着是郭老九、我、轮到德才抽时，他憋足了劲儿猛吸了一口，只见烟头长亮了一下，还带着刺啦的响声。

“你悠着点嘿！我TM还没抽呐！”老范的话音半急半恼。

吃也吃了，抽也抽了，还得“赶路”啊。苇荡里折腾了三四个小时了，东南西北还没分清呐。我们一边拽着船走着一边琢磨：难不成今晚真得呆在这苇荡里了？五月乌梁素海的夜还真是挺冷的，事后得知那天晚上天气预报的温度记载是近零度，由于当地白天天气热，我们出发时，每人只穿了身单装，入夜前若趟不出芦苇荡，不冻死我们也得冻残了我们。

我们是初次进苇荡，地形不熟悉，芦苇荡又高得像墙一样，遮住了远方，以至几个小时里，我们就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照这样趟下去恐怕是没戏了。我说，“郭老九你重量轻，骑我的肩膀上，我嘿儿喽着（北京方言：把某人架到肩膀上）你向四面看看，岸在哪边？”估计是老九眼力不好，看了半天啥也没看见。“换人”，我嘿儿喽起第二个、第三个……哥儿几个轮流试了一遍眼力，都没戏。五个人十只眼睛，答案是零，让我们伤心呀！

实话说我对自己的眼力还是很有信心的，可我不敢说呀。我一米九二的身高，斤的份量，每当连里人拉马车出公差时，从来都是安排我在辕马的套位上，这会儿让谁扛起我来？这不是欺负人嘛！老范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建初，要不你站到我的肩上试试”。于是二子、化一和德才一起帮着老范，还真的把我给架了起来。

我比他们几个是高了几十公分，多少能看得远点，可我从高处四下看去，每个方向的芦苇尽头都连着天，只是苇稍的随风摆动让天空和苇荡的连接处隐约交替着忽明忽暗，没有异样之处，看了有两三分钟的光景也没结果。时间有点儿长，下面老范身子有点儿晃，我都想下来了，可老范硬是挺着说：“建初,‘招呼’你的（继续看你的），哥们儿扛得住。”

这时天将晚，光线越来越暗，被架在上边的我压力越发大了。看不到岸边，今晚的后果不堪设想。眼睛瞪的都有点涨得慌，还是看不到。我仍然搜寻着，我下意识的感觉就是我一定能看到岸边。

似乎就在我臆想着会发现什么的时候，远方的苇稍处微微闪了一下，这瞬间来得很轻，立刻又恢复了原状。这闪动使我联想起儿时用弹弓打鸟的情景——我手提弹弓，轻手轻脚地在大树下跟着鸟儿移动，两眼就是雷达，不停地搜索着树的上方。任何一只小鸟在树枝、树稍，哪怕是树叶密集处的轻微跳动，都会被我发现。这种用眼捕捉的感觉，我非常敏感，可以说是经验老道，身经百战了。眼下这瞬间的闪动，提醒我要盯住了这个方向，看看会发生什么？半分钟过去了，又来了一股风，苇稍被吹动时，还是那个方向的“远处”又闪了一下，像是灯光？很微弱的灯光。

“老范扛住了，让我看看那远处是不是灯光？”我对下边的老范说着。借着苇稍又一次的摆动，我确认了那微弱的闪亮就是灯光。“我可以下来了”，我对老范说着。大家把我放了下来，问我：“有没有看花了眼？”

“咱哥们儿的眼睛，错不了！”我骄傲地回答着。

我们都跳到水里推着船朝着‘灯光’的方向驶去，苇荡里推船可不是轻省活儿，深一脚，浅一脚的，太浅的地方推不动，水深的地方人够不到底又无法推。推了好一会儿，我们实在是没劲儿了。我们商量了一会儿认为：离岸不远了，我们可以弃船了。于是大家下了船，趟水前进。

徒步趟了没五分钟就看到了岸边，快到岸前的几十米，是一片泥泞的沼泽地。可以说这最后的冲刺是激动人心的，跑不了几步就摔倒在泥里，爬起来继续跑，又倒在了沼泽里（实际上沼泽里根本跑不起来），大家边冲边喊着。热血的涌动强撑着我们冲上去了。

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真正地踏上了岸的那一刻，我们几个先后都瘫倒在地上，甚至没有说话的力量，好一会儿没人起来。相互望去，我们都像泥人一样，确切地说，像是刚从矿难救出的矿工。大家眼眶中都含着炙热的泪水，这泪水是我们的恐惧和挣扎，更饱含着我们对重生的庆祝。用今天流行的话说，“鬼知道我们是怎么活过来的？”，为了活下来，我们真的是‘用尽了洪荒之力’。这时，天刚擦黑，大约是晚上八点半。

四、上岸之后

缓了一会儿，我们决定先找个有人的地方讨点吃的。走在路上时，化一对我说：“建初，咱们算是活过来啦，下面你的问题就来了。”

“我的什么问题？”我追问着。

“这次出来你是副班长，又是唯一的团员，这半个班人从海上失踪了，连队到现在都不知道咱们的死活，事惹大啦！你这领头的背个处分，十有八、九是跑不掉了”。

“你现在最好找机会主动向上级报告我们的情况，先减轻点罪过再说。”化一讲着他的看法。实际上，他的看法也正是我所担心的。我虽说只是个班副，官不大，可在这六个人参与的‘事件’中，我就是‘将军’啦！

来到了岸上最近的营地（后得知是新安镇附近的十二团七连）后，马国英和老范等先去找饭辙了，化一陪着我直接奔七连连部。我们请求借用一下电话，遭到对方文书的拒绝：“师里正召开紧急电话会议，电话占着线呐。”我们被要求在门外等待。五分钟后会议在继续，十分钟后会议还在继续……

“这会议是不是为咱哥儿几个开的？”我们俩猜疑着。

我俩再一次向连部文书解释道：“我们六个人是刚从乌梁素海遇险上岸的，师部的紧急会议估计就是为我们开的，我们要马上向领导报告情况。”

要说这文书反应还算快，听了我们的诉说后，立刻接通了师部总机班进行联系。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该文书把电话递了过来。

听出来对方是徐连长的声音，我立刻大声说：“报告连长，我是刘建初，我们六个人都活着！”对方没回答，好一会儿，像是听见了是抽泣声，连长哭了。（我们的连长是一位全连干部战士敬佩的好领导，这里不多缀述。我们出事后他被传到师部，此时正站在师部受训斥呐！）他没有责备我，用有点颤抖的山东口音说：“建初，你们今天就许在（住在）十二团七连好好休息，明天千万别从海上划船回来，我找车去接你们回来。”多好的连长啊！像父亲对孩子一样，让我们心里好感动。

在十二团七连的炊事班里，我们被足足地款待了一顿‘病号饭’（兵团战士生病时，才能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对于晚上的住宿，十二团七连提出要给我们腾出够六个人睡的通铺来，可我们都是代罪之身，心里有点儿虚，哪儿还敢提要求。想想刚才的船要是翻了呢？想想如果我们趟不出芦苇荡，现在可能正缩在船上抱团儿取暖呐！我们这六个像泥猴一样的人，也别去祸害人家干净的床铺啦。

吃饭回来的路上，我们就看上了马棚里的一大堆干稻草，就那儿吧！我们请十二团七连的同志给我们找了几个塑料雨衣当被子，每人在草堆上扒了个坑儿，往里一钻，呼呼大睡了。

五、第二天的事情

早上醒来，大家讨论了一下认为，我们最好自己返回连队，这是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于是五点多，我们就不辞而别地上路了。虽说昨夜睡得挺美，可走旱路回到连队驻地也有三四十里地路，一路蒯着（北京方言，步行）也够受的。好在咱这几个‘不省油的灯’鬼主意多，一路上只要是见到了顺路老乡的马车，马上就装成病号要求搭车。那年头，当地老乡都有点儿怕知青，再看我们这六条壮汉，就算看出我们是装的，也不敢惹我们，只好屈从着拉我们一程。就这样，我们一路几经‘倒车’，在午饭前就赶回了连队。

念在我们班平时工作努力，当年还立了个集体三等功的份上，事出之后，徐连长，朱副连长一直向上级为我们说好话，特别提到：“这六个同志虽私自出海犯了严重错误，但他们能够主动，深刻地认识错误，反省态度诚恳，建议从轻处分。”在两位连首长的‘庇护’下，我的政治生命也被挽救了。最后二师下达了对我的处理意见为：刘建初因私自带队出海受队前警告处分一次，不记档案，全师通报。

四十五年回想往事，能在狂风巨浪中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努力争取。六个人一条心，齐心协力方能力挽狂澜！

谢谢你们！同生死共患难的五位战友！

本文作者

作者：刘建初，北京知青，年8月5日赴内蒙兵团二师十八团五连，年9月在北京工业大学机械系读书。毕业后从事医疗器械行业的技术工作，年退休。

来源：兵团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