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上海青年报」刘醒龙先生曾经表示，他是在黄冈地委招待所出生的，所以很羡慕别人在老家有一座老屋，有一棵同年同月同日生长的树木。母亲曾带着他在招待所那一带找了几回，一直没有找到，因为拆的拆，改的改，已经面目全非。刘醒龙的老家黄冈，可谓是群星灿烂，毕昇、李时珍、李四光、闻一多、黄侃、熊十力、胡风……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只读过两年私塾的爷爷。在他眼里，爷爷是一位伟大的文学播种者，爷爷讲的不是某部文学名著，而是那种人在做，天在看的故事。刘醒龙还有一对非常优秀的儿女，他们在文学艺术领域都有着不小的建树，刘醒龙的看法却是，所谓“文二代”是最不靠谱的一种说法，孩子能走到现在都是他们自己摸索出来的。这种说法也得到了孩子的证实，他儿子在参加一场文学活动时说，从小开始一直与父亲背道而驰，想不到绕着地球转了一圈后，却与父亲撞了个满怀。刘醒龙对子女们唯一做过的事就是不时唠叨，希望孩子们将这条好不容易兴起的文脉延续下去。青年报记者陈仓李清川1爷爷是一位伟大的文学播种者，他讲的是那种人在做，天在看的故事。青年报：刘老师好，你在疫情发生之前患了眼疾，大家都非常关心你，你的眼睛现在痊愈了吗？刘醒龙：确实，眼疾惹出很多麻烦，仅仅是朋友关心了解情况时听我解释，就要说老半天，人家还不一定听明白了。后来我想了个比较形象的说法，用窗户作例子。一般人眼睛有毛病是窗玻璃不好，我这眼病与窗玻璃无关，是窗户的框架出了问题。这种毛病很少见，能看这种毛病的医生也很少。经过快两年的西医加中医的治疗，情况有所改善。之前拿毛笔写字，看不清笔锋在哪里，只能凭手指感觉加上经验试着写一写。近些时又能够大致看得见笔锋了，虽然还不是太清楚，自己已经挺开心了。青年报：刘老师你曾经起过笔名吗？你能谈谈你的名字对你有什么潜移默化的影响吗？刘醒龙：我的名字和笔名差不多，所以从未用过笔名。能将长辈取的名字用于文学生涯，也是一种小小的幸运。从人文关怀角度来说，名字对人的影响应当有一些，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写作者嫌本名不合适，另起炉灶，弄个笔名。青年报：你是湖北黄冈人，古称为黄州，你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吧。刘醒龙：有句名言：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一般人只晓得这话是岳麓书院的门联，却不清楚，岳麓书院这句话，是明里暗里挪用了清朝嘉庆二十四年得中状元的浠水人陈沆说过的——惟楚有材，鄂东为最。关于黄州，仅仅一个唐宋就留下杜牧、王禹偁和苏东坡等诸多佳话。真的用“斯文”二字作为概括，仍然不足取。黄冈人传统上爱读书，会读书。黄冈人还有一个传统晓得的人却不多。历史上，黄冈一带的人曾被称为“五水蛮”，其血性与刚烈也是相当闻名的。爷爷那一代黄冈人，喜欢用“贤良方正”四字作为表白，我也以为是恰当的。有“贤良”之心灵，还需要有“方正”的骨骼，才可以纵横天下。青年报：宋代活字印刷术发明人毕昇，明代医圣李时珍，现代地质科学家李四光，爱国诗人学者闻一多，国学大师黄侃，哲学家熊十力，文学家胡风……这么多的名人就诞生于此。这块土地应该是你文学的发源地，你结合自己青少年生活，讲讲文学的种子最初是怎么生根的，或者最具有文学性的故事是什么？刘醒龙：黄冈乡亲可谓群星灿烂，我最喜欢的还是只读过两年私塾的爷爷。小时候，夜里在屋外乘凉，听爷爷讲他读到的，听来的，还有亲身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坦率地说，我是不信鬼的，但是在一些特定的场合，还是会被“鬼”弄得毛骨悚然。昨天晚上，在家里看一部欧美影片，一对情侣开车来到深山中的一所独立房子，还在抒情阶段，恐怖镜头还没出现，夫人在一旁问我，敢不敢住这样的房子。我想也不想就说，我是绝对不会带她去这种房子里度假的。深究起来，这都是小时候听爷爷讲此类故事太多了。对孩子来说，爷爷是一位伟大的文学播种者。爷爷播下的文学种子肯定不是哪位前辈文学大师和某部文学名著，而是幼小生命能够感同身受的那些又爱又怕鲜活迷人的人生故事。特别是那种人在做，天在看的故事。多年以后，回到黄冈老家，望着老屋门前的水塘发呆，心想如此普通的一口水塘，怎么可以发生那么些离奇古怪的事情。等到自己也做爷爷了，回过头来梳理往事，爷爷对我影响最深远的还是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黄冈人都是贤良方正的！青年报：你在黄冈的时候，曾当过县水利局施工员，县阀门厂工人，县文化馆创作员，县创作室主任，黄冈地区群艺馆文学部主任。这些经历对你以后的文学之路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刘醒龙：在基层的这些经历中，最难忘的是出高中校门第一站，在县水利局当施工员的那一阵。扛着五米长的测量花杆，独自在深深的幽谷中走上半天，感觉到四周全是动静，后来到了一处有两万民工的水库工地，独自一人挑起整个工地上的技术责任担子时，反而感觉孤独难熬。最关键的还是在阀门厂当车工。从年到年，这十年中国社会生活变化太大了。一个阅历不深的青年工人，在工厂里各方面又都比较突出，面临的选择与诱惑比一般人更多。在如此关头，一条胡同走黑，认准文学，心无旁骛，誓不回头，这才是最重要的。之后的那些工作岗位，也让我留恋。在最需要的时候，能有一个相对安静的书桌，总是令人心存感激。这些社会生活的不同阶段，给人以历练，凡事先不要好高骛远，脚踏实地做好当下正在做的。正是这一点让自己这些年来，每每有所回顾，总能问心无愧。可能有些地方，有些人，会说我性格不好，太过直爽，将人得罪了还不知悔改，但绝对不会有人说我工作做得不好。说这是毛病那就当是毛病吧！十年车工生活，一天到晚与钢铁打交道，今天上白班将钢坯车成圆的，明晚上夜班将铸铁车成扁的，在钢和铁的夹缝中生活，说话的嗓门比坐办公室的人大几倍，心眼再多的人，到了那样的环境，也会被坚硬的钢铁一个个地堵塞住。这些年来，写的一些作品，也曾让同行在私下里叹息，若是某些地方写得圆融一些，会更加如何如何。人的事情，不是别人能够影响的，唯一能够影响自己的只有自己。太容易受别人影响，肯定是好人，但也肯定不是好作家。青年报：你最近的一部长篇小说《黄冈秘卷》，这部为故乡立传的作品有没有原型？你觉得把故乡写透了没有？刘醒龙：故乡对人的最大魅力就是永远也看不透。前三十年，断断续续，明里暗里写一写，只有这一次是大张旗鼓吆喝起来，对内对外都说是在写故乡。是不是真正将故乡写出来了，在我心里还是存疑。回到黄冈老家，有没有人提起《黄冈秘卷》，自己都觉得不自在，不好意思。当然，这也比较容易理解，故乡作为精神高地和文化源泉，个人的写作总是显得微不足道。每次回老家，我宁肯与大家聊门前又开始通水的水渠，刚刚修建起来的乡村舞台，田里种的水稻是杂交稻还是转基因的，甚至还想知道昨天晚上他们玩麻将时谁的手气最好，谁手气最糟糕。故乡的最好原型是化为无形并在作品中无所不在。2在时代面前，文学不要太矫情，坦诚相见才是正道，才能获得尊重。青年报：你的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年长篇小说《天行者》获茅盾文学奖，可以说已经站在中国文坛的高峰上。获奖以来，你又写了很多书，请问你持续的创作动力是什么？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部？你觉得超越获奖作品的是哪一部？刘醒龙：从二十几岁写到现在，早已做不了别的事情，继续写下去，既有动力，也有惯性。在写作才能之外，个人情怀与时代脉动通过写作实现有效审美，才是真正的创作力。只有这样的创作力，才会不失文学品相，不让读者厌烦。新近出版的《蟠虺》《黄冈秘卷》，与之前的《天行者》《圣天门口》，它们之间各不相同，无法用“超越”与否来界定。有一点，写作者的每一部新作，都必须与既有作品大不相同，必须有新的真正的创作。我有点佩服那些将一个小圈子写上几十年的同行，但是我不行，我会心虚，担心那样会对不起用真金白银购书的读者，更对不起越来越瘦的时光。青年报：这几年你的创作似乎多以散文为主，最近一本纪实性长篇散文《如果来日方长》，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在场感受，书写了那段惊心动魄的抗疫过程。你在疫情中的表现，可以说是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作家，充分体现了作为“人”的责任感。我想问一下，你这些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来自哪里？刘醒龙：小说家写散文都不是有意为之，倒像是个人生活过程中的一种调节。武汉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封城，全家人都困在城中，自己断断续续地写的这些文字，反而没有了“率性”。出塞外，走长江，上青藏，下南海，都是用文学的名义。将文学金字招牌挂在额头，不知不觉中会将某种不言自明的优越感带到自己笔下的文字里。疫情之下，情况完全不同，一个人写作，全家人都能听见键盘的敲击声。反过来，自己在敲击键盘时，也能感受到家人们的叹息与焦虑的动静。自己每写一个字，都要冷静地面对比天还要大的问题：你写出来的这些，对得起家人吗？有没有辜负一同抵抗疫情的八十八岁的老母亲和只有九岁的小孙女？是不是只凭着一己的率性将有限的信息过于放大犯下无心之错？或许某些人非常不爱听，甚至会极度反感，我还是要说一说自己的观点，就武汉封城全过程来看，你所说的“充分体现了作为‘人’的责任感”，极不可能发生在虚拟的空间里。如果没有穿过防护服，没有去过空无一人的大街，没有经历缺少食物、口罩和消毒酒精的困境，就算口号喊得震天响，也只是键盘上的舞者。青年报：可以说，你在疫情中的许多举动，目的并不是为了写这本书，这是你在特殊时期特殊时代无意中“捡”回来的。你能否谈谈文学与时代或者重大事件的关系是什么？刘醒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卫国战争，造就了好几代“战争文学”作家，包括年获得诺奖的阿列克谢耶维奇。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像是一面超级镜子，照出人性当中连自己都没有察觉的隐秘。这样的契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好比我们所经历的20世纪80年代社会全员性浪漫，紧接着90年代的那种过渡时期的艰难，在00后年轻人那里是无法想象的。然而00后的孩子有权利要求长辈给出他们无法亲身体会的真相。在时代面前，文学不要太矫情，坦诚相见才是正道，才能获得自家孩子们的真正尊重。古典小说《镜花缘》，看上去是放在当年的大时代背景下，写唐朝开科选才女这样史无前例的大事，可惜作者一心想露一手笔下才华，小说没能写成上品，历史与时代也轻得如同浮萍。面对时代这座大山，文学才华不过是岁岁枯荣的小花小草，一切炫技都像蝴蝶在翻飞。青年报：“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这是《蟠虺》的第一句话。我觉得你的道行非常深，你评价一下自己，你修到了哪一个层级？这部作品推出来已经七年，尤其中间经历了很多，你想不想修正一下上边那句话？刘醒龙：将这两句话拆分来看，前一句近乎命运，后一句才是人生。命运也许还有修改的可能，人生永远无法修改。青年报：你曾经表示，相较于那些没有灵魂与血肉的写作，真的不如回家种地或者去打鱼。你所说的“灵魂与血肉”，可以理解为文学的思想性吗？刘醒龙：否！恰恰相反，灵魂与血肉，就是灵魂，就是血肉，再扩展一些，还可以包括骨头与神经，舍此之外，与任何其他东西无关。刘心武的《5·19长镜头》写中国国家足球队输球后，工人体育场内外发生球迷骚乱。最后一句话极其有分量，他说的大致意思是，如果这样一场惨败还不能唤起年轻人的血性，输球之后，看球的人彼此礼貌地道一声晚安，然后客客气气地各自回家——最要紧的是最后一句话——如果那样，世界将会如何看待？这就像如果当年没有《大刀进行曲》，没有《怒吼吧黄河》，没有《狼牙山五壮士》，只是周作人等一帮文人的闲适文字在十里洋场纷纷流传，世人将会如何看待？往近处说，各方面对20世纪80年代的重大历史转折以及各方面的文明进展是有共识的，对那十年的文学描写，如果没有《班主任》，没有《将军，你不能这样做》，没有《乔厂长上任记》，没有《高山下的花环》，我们的子孙将会如何看待曾经的父辈？20世纪90年代，关于我的《分享艰难》的争论，真正形成“争论”的不过单方面的猛烈批评。表面上看，说得也是，盼了几十年才有的改革，好不容易来了，谁不是打心眼里想着坐享其成，谁愿意去承受不期而至的艰难？时至今日，有些人算是明白了，但还有些人明明醒了，还要继续装睡。用简单粗暴的话来说，文学的灵魂与血肉，是一个人有没有为划时代的出现而分享过艰难。青年报：由此又延伸出了另一个疑虑，对时代介入太深的作品，有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作品中的某些东西会消失，比如作家所描写的生活和场景，可能被后代的读者所遗忘，因此很难引起后代读者的共鸣。那么，你认为这种书写的意义是什么？作品中永远不会消失的价值又是什么？刘醒龙：可以这么说，在文学书写中，唯有爱是永恒的。因为爱，才梦想长生不老，才渴望来生来世。很显然这是一件没办法达成的理想。所以，我们才会在文学中穷尽一切可能，努力表现爱的天堂与爱的人间。爱得越深，对时代的沉浸自然越深。比如《史记》所写东周列国，可以用一句话管总：不过“弑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从对时代的介入来评价，《史记》本来就是想在这方面登峰造极，也的确做到了。然而，《史记》中还有一句话：富贵不能快意，非贤也。这句文言文的标准白话译文为：有钱有势还不快乐，不是聪明人。如此解释显然将司马迁那种“穷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的境界低估了。这两句话本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合起来更能理解，字里行间中，引人入胜的关键还是如何爱人生，如何爱世界。如果不是学业的需要，不是要做毕业论文，要交考试试卷，我们当真以为几十年、上百年来，那些对《荷马史诗》《战争与和平》《红楼梦》《狂人日记》《阿Q正传》不吝赞美的语言，全是这些人由衷地与前辈共鸣了？在新生代的眼里，过去时代的环境需要田野考古一样的专业精神才能略知一二。任何时代都要走进历史，楚国八百年最后亡于小小的寿春，秦朝实现对中国的完全一统后也只存世十几年年。时代变迁是社会主流，文学的天赋命运是努力对这些变迁实现艺术的全覆盖，使其存于无尽长河之中，并告诉后来者，曾经的世界，曾经的人间，曾经有很多人拼命地挽狂澜于既倒，让一艘大船得以继续航行。3儿子说，从小开始一直与父亲背道而驰，想不到绕着地球转了一圈后，却与父亲撞了个满怀。青年报：除了思想性，我们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另一个要素：可读性。我们读过你的很多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可以说是思想性与可读性兼备，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你个人认为，思想性与可读性哪个更重要一些？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刘醒龙：在思想性与可读性之外，还有一种经常被忽视的“趣味性”。注重“有趣味有价值”，“真诚地为生活着的人们服务”，邹韬奋先生提倡的宗旨今天仍然适用。直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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